回美国

我在中国期间,在北京到老家的路上,受到了解除在美国时左右耳朵上被整理成有放大器功能(使耳朵对噪音等过分敏感)的处置,在美国时收到的恶性处理得到很快恢复。但在回美国的旅途中又体验了非常高压的对待。

6 23 2015

从北京到瑞士zurich的航班上,发现有两班人在飞机上对我的处境进行了争论(这个争论是在brain picking technology, 即BPT空间或脑控空间,进行的,脑部没有被整理的人是不能体验到这一争论的)。一班人暂称整治方(因为我被整治发生在美国,事情未明前暂称美方,后来发现这批人在我飞回美国期间进一步给我脑部施加影响或进行某种整治),另一班人暂称治疗方(因为我被治疗发生在中国,事情未明前暂称中方)。 双方上飞机后开始在脑控空间进行讨论(所谓脑控空间是把经过整治过的脑袋里的大脑活动内容,包括语言,图案等,通过电信号传送给其它经过修整的脑袋里反映出来,这个电信号也可以传给能解析这个电信号的接受设备,这个设备进而转放到手机等普通沟通工具,这样,即使脑袋没有受到整治的人,只要携带这样的工具,便可以接受这些信号进行交流。脑袋没有收到整治也没有信号解析工具的人,是感觉不到这种事情的发生的)。讨论形式是整方和疗方交替控制讨论平台(这个平台的形成,据我所闻是因为整疗双方均在我的脑袋里进行过操作,双方都能对我进行控制,谁控制了讨论平台谁就控制了播放我脑子活动情况的权利)。我脑子里的活动内容,经过这个平台播放到其他接受设备。整治双方有接受设备的人可以随时接受内容并参加讨论。治方大体介绍了我寻找到他们,以及他们参与进来的大致过程,并提出了他们也想参加项目的新方案(据我在脑控空间听到的描述,原方案是把我的脑子进行整治变成具有计算机或控制器功能,以研究脑体被整治过的人们在遇到计算机系统或其他外来入侵时作为守方的应急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因为我个人从一开始便拒绝我的脑子被整治,认为把我进行整治是违反了我作为人的基本人权,坚持要求把我的经历对社会公开,让社会对这个更可能把社会引向邪恶的强大技术有一个了解并进行讨论,以便社会能产生一个公认的应用方式。否则,我宁愿去死,也不愿参加这种事情)。整方在控制平台时,多施行对我脑部的强制控制,并时而对我的脑体进一步进行整治,以达到对我脑子的全部控制(全部控制,是指把我脑神经系统通向五官和四肢的路径进行调整,以使五官和四肢与脑子的联系,只能先经由控制器再通往大脑。因为控制器与外界计算机联系,整个人体的行为便可以通过外部计算机达到全控制。这样我对外界的认知,是外部计算机整理过的五官信息,可以与当时情况相去甚远)。在整个飞行途中,整治双方不断交换控制交流平台,在将近降落时形成了解决方案,治方同意将为交给整方控制。

我在zurich换机时,整方对我在中国期间的治疗情况进行了评估,并施行了对我实际进行全控制的现场试验,成功的控制了我对钟表和周围环境的认知,使我误机,不得不换乘晚五个小时的另一个航班。

在从zurich到Newark的班机上,整治双方进一步讨论细节,美方进一步诱导或强迫我演示进攻方式,估计是实时掌握我大脑进攻时的活动情况,以便找到关键的脑体联系纽带,从而把它们掐断并于控治器联系,以达到全部控制)。在美方控制平台时,进行了脑部纽带重排(每次重排,能听到想可口可乐打开盖子时的POP声,脑体也稍感微痛)。双方讨论的最后结果是同意把技术对社会公开(但直到到达美国的数天后,这个技术仍未公开)。我则坚持,对我脑部的任何进一步整治,都要在技术公开后进行。并以各种身体转动(如把脑袋经常性的在我座位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前后左右摇摆等动作),以便阻扰对我大脑神经线的定位和整治。但这个移动不太有效,因为我左右邻位上均有人把iPAD或cellphone插入USB,并手持电视RemoteController,估计是对我的脑袋的高度和位置进行定位,以便整治,这样他们多次成功。

下飞机和出关期间,更是难过,因为有几个人似乎持有控制器,在我的周围活动,以便躲开控制器。在出关后到找到我妻子回家的过程中,我脑子里似乎有控制器在提供帮助信息,帮助我成功的脱离了控制(我看到的很多sign,如departing和arriving,1F和2F等,都被更改,估计是外部控制的结果)。期间我妻子熟练的驾驶帮了很多忙。

在晚上,我亦得知我妻子也可能要被整治成一个控制器,这使我非常吃惊和愤怒。这远不像他们平时所暗示的那样,他们对我这样做是因为我Different,在社会上生活困难,给我装控制器是想帮助我。我的妻子非常美满,在社会上生存非常适宜。在我写这些的时候,听到了Out of Control的声音,似乎是说因为我随被装控制器但不能被控制,所以他们连我妻子也要做了。这是用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已经形成的错误。我很希望我的经历能让世界知道,以便让世界了解无助弱势群体或个人可能面对的被强大无比的力量进行整治所造成的不平待遇和遭遇。我本人抱着一个希望,即哪怕整治方是公权部门,这个公权部门的行为也不是整个公权的缩影,而是这个公权部门的某些执行者,因为对我这样的人的相貌,种族,肤色等的偏见,而认为可以对我为所欲为,即使被发现,也能以为了帮助我为借口而得到社会或公权的谅解。而我认为,这是对我人权的践踏,对人类良知的无视,和对公权的严重滥用。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也会坚持把这个技术公开化,并冒被打入疯人院或对社会有危险人物的行列,尽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对社会有益的工作。

我希望,看到这个文件的人们,在没有亲眼看到事实真相前,能持观望态度,知道有人说过这么一个事情,最好能保留这个类似胡说八道的东西。你保留这个文件的善举,也许成为将来评价事件真伪的唯一强有力证据。而如果因为怕被某些人发现被整治而丢掉这个文件,则及有可能被这些人牵着鼻子走,社会偏离公正性且欲行欲远。要知道,有些人,可能在不顾生命的为着这个社会往前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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